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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份由我起草的编辑提纲中，首先把画册命名为《永远的胡杨---上海知识青年进疆四十五周年专辑》。让胡杨健壮倔强的形象来隐喻上海知识青年的群体精神，我以为是十分恰当的。

     我并非是我的神来之笔。恰恰在2月上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作演讲时，就以一个诗人的激情赞颂了胡杨，因此歌颂胡杨大有深意，此其一。而在我的笔墨生涯中，对胡杨有一种特殊的爱，我写过的关于胡杨的文章不下于几十篇，此其二。另外，我和发杨都搜集了许多胡杨的照片，其中有几张很有生命的震撼力，因此把画册冠名胡杨，正可以用胡杨的照片作为封面，此其三。

     关于主题和基调，我主张积极向上、奋发昂扬的风格，对于上海知青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我主张不掩盖事实，不粉饰悲壮，它应该是上海知青45年奋斗历史的再现，它应该是上海知青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概括和升华。对于这样的主题和基调，相信绝大多数的上海知青不会有意见，假使里面有一些上海知青与命运抗争，要回上海的历史照片也无大碍，作为一段历史的真实再现，并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我和发扬对此充满了自信。

     遵照我的编辑提纲，发扬开始搜集照片，并与我约定把我们的思路给几位主要的知青代表作一个详细的介绍。出乎意料的是当我把画册的主题、基调、架构介绍给欧阳连、王良德、杨清亮几位时，竟得到他们空前一致的赞同和热烈的赞扬。顷刻之间我似乎感到我并不在编一本简单的纪念册，而是通过照片在与45年波澜壮阔的上海知青屯垦开发、保卫边疆、为国奉献的历史对话。在当下人情浮躁，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弘扬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显得格外有意义。此时此刻，我似乎感到这并非是我在帮助什么人，而我在为上海知青这个群体做一件神圣的工作，为你，为他，也为我自己。

     半个月后，许发扬用电脑软件精心安排的样稿出来了。当我看到样稿时，眼前只觉一亮。一张冬日雪中胡杨的照片是如此的庄重、清淡，内页有我写的代序和专门为这本画册写的散文《胡杨的赞歌》，有记录那次成功的聚会的照片，有反映上海知识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大量照片、有反映1980年阿克苏的上海知青集体上访的珍贵的历史照片、有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胡跃邦。李鹏、温家宝等领导接见上海知青的照片、内容丰富。编排精当，我想这正是一本寓纪念与珍藏于一体的画册，不仅于当世有积极意义，而且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

     欧阳连、杨清亮等表示很满意，王良德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作为一本纪念画册，应该把主良德在12月17日大会上的主旨讲稿用上，那篇讲稿激情澎湃，立意高远，应该说是一篇很好的文稿。在第二次集体讨论时，又作了一些小的调整，我还特意为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照了一张“全家福”，意欲用在画册之中。那些为上海知青作了有益工作的人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2009年3月10日，第一批由上海知青自行编辑的“草根画册”终于刊世了。令人欣慰的是拿到画册的上海知青一片赞扬声。那带有书套的精装本，端庄精美，这似乎印证了画册的统筹人许发扬的处世理念：凡事力争完美，努力做到更好。

    十分有意思的是那张“全家福”照片并没有放入，按许发扬的说法：我们上海知青的业迹可以尽可能高调，而我们为上海知青做了一点实事的人要尽可能低调，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境界！许发扬只是在画册的最后一页增添了如下一行文字：

      “此相册献给为新疆建设贡献青春的上海知青们”

      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2月上旬，许发扬开始接手编辑画册。他打电话给我，要我帮他一起来完成这项工作。他谈了自己的初衷，他感到自己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在自己现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应该帮兄弟们一把，同时他感到草根出画册，水平高低尚在其次，紧要之事是切莫在导向上出什么差错。他恳切地说：“言鸣，只有你一起参与，我才放心”。

     世上没有什么比朋友间的信赖更值得珍视的了。发扬如此看重，我还能推脱吗？在我的心目中许发扬是上海知青中的真英雄，上海男人的所有优点几乎在他身上集于一身，他聪慧、精干、知性、宽厚、精明中不失强悍，随和中不失原则，在事业上追求卓越，在家庭中崇尚责任，在交往中坚守诚信。我为有如此一位朋友而深感自豪，当然我也会把他的事视同己出，全力而赴。同时，我也十分赞同许发扬的“把关”说。我作为上海知青中的一员，尽管对会议的组织者以往的某些做法不尽苟同，但内心仍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为知青的权益所作的某些抗争，尽管在方式方法上有欠妥之处，但道理上并无大错，而他们为此却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因此，对于上海知青的大事，只要我力所能及，我十分愿意参与，只要对这个群体有所帮助，有所贡献，我也不枉在新疆奋斗了三十一年。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十分痛快地应允了。我对发扬说：我会尽快拿出一个编辑提纲，争取把这本纪念册搞成受上海知青们欢迎的，并得到政府认同的画册。

    2009年2月9日，我把自己深恩熟虑的编辑提纲用电子邮件发给了许发扬。当晚发扬就打电话给我。在话筒中传来了发扬兴奋的赞许的声音。他说：“言鸣啊，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和你想到一块了，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尤其是纪念册的基调应该是积极的、向上的，用胡杨来作为上海知青的形象真是太确切了！”我们的通话长过半个小时，当晚，我竟兴奋得很久未能入 睡。这份令许发扬和我都如此兴奋的编辑提纲究竟写了一点什么呢---                               

      2008年12月17日，在沪的上海知青自发组织了一次进疆45周年的纪念集会。没有现职领导参与、没有主办单位策划、甚至于没有经费来源、没有八股式的会议八股，却开得十分庄重、十分昂扬、十分有序、十分热烈、以致以原来前来监控，惟恐知青们情绪失控，酿造事端的上海和兵团的一些现职官员发出了如此的慨叹：这样的会议既使由政府来组织，也未必如此成功，这些上海老知青真不容易！

    其实会议的组织者只是一些草根百姓，他们的本意既不是向政府示威，更不是向当局发难，他们只是想为“上海支疆知识青年”这一个特殊的苦难的群体正名，让历史和后人铭记：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共和国蒙受了空前的天灾人祸之际，有这么一个人数高达十万之众的青年群体，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分忧，奔赴边疆，奉献青春的壮举。他们的行动诚如敬爱的胡耀邦总书记所言：“在中国的青年运动史上是要记上一笔的”。

    正因为此，会议的组织者欧阳连、王良德、于志诚、杨清亮等从集会开始策划起就决定：要编辑一本画册，以明心志，以记盛事。    然而，这个美好的意愿未必能顺利实现，在与会的近三千位上海知青代表中仅有六百多位预订了纪念册并交了款，因此，会议的组织者在担心编辑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还得担心画册的销路。因为若只印一千册，则每本画册的成本将大大突破预计，如果印制出版惯例上最起码的印数三千册，那末会不会造成积压，这笔资金又从何而来？

    正当事情处于为难之际，一位上海知青企业家再一次挺身而出。这位上海知青企业家就是古道热肠的许发扬。塔里木的艰苦生活炼就了他坚忍不拔的秉性和交结了一些休戚与共的兄弟，在12月17日的盛会上，所有会场上的标语、画片、灯箱、展板全部是由他赞助制作的。他还有一个十分朴素的想法，他要尽一己之力为自己的知青弟兄把把关，把他们的知青情结尽可能引导到正确的方向，避免出一些不必要的差错。

    于是许发扬主动请缨，他对那些会议的组织者们说：资金问题你们不用发愁，原定的六百册由你们出资，其余的两千四百册全部由他垫资。不过许发扬有一个附带条件：即纪念册的编辑必须听他的意见。他倒不是想过一过当回主编的瘾，而同样是为了一个扑素的念头：为那些知青兄弟们把把关。

    这无疑是雪中送炭，旱天甘霖。会议的组织者们欣然同意。此时己经是2009年2月上旬了，离开会议的组织者承诺的在第一季度让知青们拿到画册的时间仅有50天了，真是时不我待啊！

      在营造知青纪念林的活动中，新疆的上海知青并非始作俑者，尽管他们是中国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驱，尽管十万知青踏上西行的列车是个前无古人，也许也后无来者的壮举。营造知青纪念林也许正是知识青年缅怀过去、留住历史最有意义的选择，因此在全国各地早有先例。

     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正在筹建和己经建成的知青纪念性建筑有八、九处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内蒙古新右旗的知青广场和知青博物馆，由政府投资一千多万元，己于2007年正式向社会开放：黑龙江省政协委托黑河市承建的黑龙江知青纪念馆由当地发改委批准立项，总投资达3070万元，占地过4万平方米，预计在2009年下半年可建成开放。佳木斯市（黑龙江农垦总局的所在地）的知青纪念雕像工程己由市政府批准立项：哈尔滨市的“黑土地知青纪念馆”筹建工作己经开始：由北京、西安、延安三地知青组成的“北京知青联谊会”倡议在延安营造知青纪念林，己得到延安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延安市市长己责成有关部门尽快予以落实……许多事实说明营造知青纪念设施，完全不仅仅是知青们的心血来潮或无端作秀，而是对这一段特殊的历史的缅怀和肯定，没有政府的参与，没有党的关爱，仅仅靠几位知青代表人物的奔走呼号，恐怕只能得事倍功半的效果。

     于是，上海知青纪一念林筹建组的各位同仁们一致决议：要给兵团党委写一个汇报，一来通报一下全国各地知青纪念设施的建设情况：二来向兵团党委汇报阿拉尔上海知青纪念林的缘起和建设现状：三是向兵团党委寻求支持的几点建议。这个报告由丁言鸣、茅国生负责起草。

    几番斟酌、二易其稿，报告终于写成了，报告的最精华部分是这样写的：

     “建设上海知青纪念林虽是部分上海知青的倡议，而实际上更是弘扬兵团精神，进行兵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是兵团军垦文化的一个丢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建议将上海知青纪念林纳入兵团红色旅游的总体规划，成为359旅纪念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请批准将上海知青纪念林的护岸工程纳入阿拉尔市塔里木河总体工程范畴内列支”，“上海知青纪念林林区内的道路、花坛、照壁等设施，请农一师阿拉尔市有关单位协助修建”，“请兵团党委宣传部安排兵团电视台对上海知青纪念林予以充分的宣传报道”。四条要求合情合理，整个报告辞真意切，若兵团党委能给予必要的扶持、帮助，那末上海知青纪念林的如期建成和长效管理将不再是几位上海知青代表人物晚年梦牵魂萦的一个理想。

     2009年4月13日，杨海涵怀揣给兵团党委的汇报报告以及2009年上海知青纪念林的建设任务再一次飞赴新疆，关山茫茫，隔不断上海知青的大漠情结，路途遥遥，挡不住上海知青的历史责任。此行结果如何？我们在期待。卜

      2009年1月15日，上海知青纪念林筹建组的各位同仁们再一次聚会，地点就在上海老城厢城隍庙中心的松运楼。

     时值腊月，离开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只有半个月了。城隍庙内己有浓重的过节的气氛。由于在新疆主持纪念林营造工作的杨海涵己回到上海，与会者的心里都似过节一样高兴轻松。

     会议的主要议题自然是先听取老杨关于纪念林进程的通报。老杨早有准备，踌躇满志，善于亲力亲为的他对一切过程了如指掌，所以侃侃而谈，毫不费力。

    杨海涵谈到在2008年，营造纪念林的工作取得了五个方面的进展。一是印制了2000册上海知青纪念林的宣传册，加大了宣传力度：二是摄制了反映上海知青纪念林的专题片，并在数家电视台成功播出。一谈到此，老杨顺便讲了一个小故事。当时为了拍这个专题片，老杨一方面请原阿拉尔电视台台长何伯成担当此事，一方面在农一师王平海师长处申请了1万5千元的摄制资助费，这似乎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然而到了拨款之时，却被时任农一师财务局长的年轻后辈一口回绝。杨海涵本是性情中人，岂能受窝囊气。他马上掏出自己的工资银行卡，厉声地说：我把工资卡放在这里，你找师长核实，不行就在我的工资卡上扣钱。此一招果然奏效，那位年轻的财务局长一边赔不是，一边开支票，终于将此事办成。由此可见，时过境迁，人事物非，当年曾叱咤风云的上海知青如今要办点纪念上海知青业绩的事真是谈何容易。

     老杨谈到三是完成了植树任务，8千棵树苗已挺立于塔里木河滩，第一年的成活己逾七成，未成活的留待今年补栽。四是对上海知青纪念林的布局进行了适当调整，把原来的封闭式凯旋门式的大门设计改为更加开放的敞开式园林风格，并补充规划了塔里木河的护坡工程。这样一来似乎更耗资耗时，但作为留给历史后人的纪念设施，却是长远之虑，百年之计。五是修订了上海知青纪念林的立石方桑，由原定的天然花岗石改为人造石，并与一施工单位草签了协议，只待塔里木春暖花开，大地回春，即可投入施工。

     老杨谈了一个多小时，与会者似乎己经看到了上海知青纪念林的雏型，看到了在塔里木河畔的荒滩上，一抹新绿正在延伸，它象征着在苦涩中成长的十万上海知青，它似乎要告诉历史和后人，在盐硷地上要长成一片茂密的绿林是多么地不易。

    与会者对老杨再一次表达了由衷的敬意。从有这样的设想开始到纪念林初具雏形，杨海涵身体力行，无私奉献，甚至在许多时侯要默默忍受着委屈和牺牲，这种无私，这种豁达，这种大度将与纪念林并肩而立。

    当然大家也讨论了知青纪念林的长效管理问题。上海知青纪念林的营造决不应是心血来潮，一时作秀，而应该传诸后世，作为兵团精神的补充和延伸。因此，筹建组的全体同仁决议要争取党的领导，要主动向兵团党委汇报，要争取把上海知青纪念林纳入兵团红色军垦旅游的总体规划，作为兵团军垦博物馆和农一师359旅博物馆的有机组成部分。让上海知青纪念林的绿荫永不消退。

    然而，这个想法何以实施呢？

    2008年的春天来到了。新疆的植树季节比内地要迟一点，大约在四月份左右，因此，到了三月中旬，杨海涵就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又从上海回到了塔里木。他此番回去，除了把树种下去之外，更有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即把几块石要竖起来。

    根据阿拉尔园林局的总体规划，至少要竖起两块巨石：一块上面镌刻胡耀邦总书记的题词，另一块要刻上新疆的地图，上面标出各师上海知青的人数，以表明新疆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而兵团有多大，上海知青就分布有多广，北到阿勒泰，西至伊犁河谷，东到孔雀河畔，南到昆仑山下，都有上海知青的足迹，具体的数字可由当过兵团统计局局长的沈炜珍提供。当然，若有可能还可以竖一块功德碑，镌刻为建造知青纪念林作出过奉献的单位和个人，以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

    设想不可谓不好，但具体做起来却十分不易。阿拉尔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那里盛产沙砾而没有巨石。而出产巨石的建化厂伊其克里克矿山离开阿拉尔至少有250公里之遥，既使找到了体量合适的巨石要运出来也十分困难。因此杨海涵几次进山找石均无功而返。眼看时光流逝，眼下又无人商议，孤身在塔里木的杨海涵一时内心十分郁闷，刚建立起来的信心几乎丧失贻尽，知青纪念林在营造过程中遇到了不可回避的困难。但杨海涵深知许多事情贵在坚持，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找天然巨石不行，那末就另想办法，总能走出困境。

       话分两头，在上海的志愿者们总想减轻一点老杨的压力，他们也在积极地募集一些必要的经费。杨永青、茅国生、丁言鸣、黄聘亨、王圣葆、沈炜珍、盛勇等都积极带头、盛勇更是一下子拿出了二千元，尽量这些钱对于一个大工程来说不啻是杯水车薪，但这种情怀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在募集经费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曹国琴，这位曾担任过兵团领导的老大姐，是上海知青中的一面旗帜。回到上海后她身体不适，正在休养调理之中，当她知道要募集部分办公经费时，默默地拿出了一千元交给茅国生，说：你们操办这件事很有意义，我出不了大力，权表心意吧。上海知青中的企业家许发扬离开兵团己有三十年了，但他对兵团战友的情结毫不改变，一听说要营造一片知青纪念林，就怀揣着一万元的现金，郑重地交给了茅国生，一边还十分客气地说：一点小意思。同样是两位上海知青企业家赵清礼、陈伟国与杨海涵是多年的知交，一听到老杨在倾力营造纪念林，就二话不说，亲自把款项汇到了筹建组的专用帐户上。更是一些上海知青己移居海外，听到这件事也勾起了他们的知青情结，侨居澳洲的王琴华、侨居美国的宣国澄都表达了自己的心意，这印证了营造纪念林尽管是知青们自发而为，但表达了知青内心深处的情感，得道而多助。

    当上海的志愿者把自已工作的实绩电告遥在新疆的杨海涵时，老杨显然很高兴，他体会到了友情的慷慨无私和热情温暖，一下子走出了郁闷的心理阴影。

        2007年8月间，杨海涵再次到了新疆。在乌鲁木齐他有机会拜访了兵团副政委、上海知青王崇久，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言谈之中似乎消弥了行政级别上的差异，而是各抒己见，晤谈甚欢。这给杨海涵增添了不少信心。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茅国生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兵团原副政委倪豪梅请她在倡议书上署名时，倪豪梅一面当即应允，另一方面又打电话给现任兵团司令员、同样是上海知青的华士飞，两位上海知青中社会地位最高的官员对此事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进行了探讨，两位都是十分谨慎的政工干部，倪豪梅在担任兵团副政委时，华士飞是农十师的一位副政委，但两人的行事风格颇为相似，作为上海知青在如此高位上谨慎行事是必需的、可以理解的。于是华士飞询问了农一师师长王平海，王师长把杨海涵的报告和阿拉尔市政府的红头文件一并报给了华司令，华士飞考虑到兵团还有诸多从全国各地来的知青，他作为上海知青的一份子似乎要一碗水端平，因此他就在阿拉尔市政府的红头文件右上角作了批示，请崇久副政委作些调研，考虑一下兴建上海知青纪念林有没有负面影响，若没有，则请农一师给予帮助。

    崇久副政委主管宣传和精神文明建设，其本人又长期搞文秘工作，自然深知此事绝无负面影响，再加之他本人即是十万知青中的一员，又届退休之期，因此在感情上是与十万上海知青一脉相通的。他在华司令作了批示的文件左下角作了批示，称十万上海知青支援边疆建设无论从人数上、气势上、政治意义上均要大于各地的支边人员，因此，营造上海知青纪念林不会有负面影响，他还特别指出，若资金上有困难，可采取由上海知青个人领养树木的办法，这给纪念林的建设开了一个新思路。

    2008年1月29日，刚从新疆返回上海的杨海涵给筹建组的诸位同伴带来了喜讯。喜讯之一是两位兵团领导的批示，他们赞赏筹建组“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思路，并指示农一师要给予积极支持。喜讯之二是阿拉尔作的总体规划的效果图己经呈现在眼前。但见塔河逶迤而去，林带沿岸而生，绿意葱葱中几块巨石屹立其中，颇有气势，若按此规划，上海知青纪念林将与不远处国家投资三千多万元建成的359旅纪念馆毗邻，成为十分具体表现屯垦主旋律的景点。喜讯之三是2008年一开春，林带建设即可动工，第一期工程将种下八千多棵杨树，三年成活率将过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屹立在塔里木河畔的绿色卫士将是十万上海知青形象的化身。

     看来一切颇为顺利，但甘苦寸心知，在一无计划，二缺资金的情况下，要干成这么一件事是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啊。在这方面杨海涵居功至伟，令人赞叹。

     为了增强筹建组的力量，增强筹建人员的广泛性、代表性，筹建组又增加了三员大将。他们是盛勇（兵团棉麻公司原总经理）、郑连贞（塔里木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沈炜珍（兵团统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众人拾柴火焰高，愿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志愿者队伍，让上海知青纪念林早日在塔里木河畔建成。

     营造纪念林的大体方针确定以后，几位发起人就兵分几路，各司其职，尽管是志愿者的工作，倒也乐此不疲，干得有声有色。

     杨海涵马不停蹄赶回塔里木，此行的任务有三：一是让阿拉尔的朋友尽快制订一个总体规划。虽说是上海知青自发的项目，但一向追求卓越的杨海涵也绝不肯马虎，在他心目中的上海知青纪念林应是大气而漂亮的，一片林郁郁葱葱，几块石昂然挺拔，上面要镌刻耀帮同志的题词，要有十万上海知青在天山南北的大致分布图。二是通过招标确定一家植树的施工单位，为了有利于以后的长效管理，似以阿拉尔农林局下属的工程队为宜。三是利用以前的人脉关系，到各农场化缘集资，为避嫌可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为宜，也可以接受物资上的捐赠，如树苗、水泥等等。老杨的任务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无人可以替代。老杨说：他己做好了夫人的工作，不仅要远离亲人，而且要贴出全部的工资。夫人很贤淑，而且通情达理，她知道杨海涵认定的事，八匹驴子也拉不回来，既然他干的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事，那就随他吧。这样的夫人真值得上海知青们敬重。

    杨海涵在新疆，同伴们在上海也没闲着。丁言鸣以最快的速度起草了倡议书。倡议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知青己白头，岁月流逝，青春不再，当年豪情满怀的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大部分己退休，有相当一部分回到了故乡上海，但是当年新疆的屯垦生活、拓荒岁月，不仅成为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珍贵记忆，而且己成为有责任心的青年热爱祖国、奉献社会、担当责任的典范。退休以后的上海支边知青身在上海，心系边疆，总想为当年的第二故乡留下点什么，一方面为白己留下一片回忆的天空，另一方面给历史留下一段跋涉的足迹。”这就是我们要营造纪念林的原委。茅国生即把倡议书打印了许多份，分发各位友好，最后在倡议书上签名的有：杨海涵、杨永青、茅国生、丁言鸣、谢敏干、（以上为发起人）曹国琴（兵团原副政委）、倪豪梅（兵团原副政委、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鱼姗玲（兵团侨办原主任）、陈生初（兵团原副秘书长）、袁鸿富（兵团原副秘书长）、郑连贞（塔里木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毛国胜（农三师原办公室主任）、王圣葆（农二师二十二团原副团长）等，这份倡议书自然是有份量的。

     为了募集一部分日常办公费用，杨永青、茅国生、丁言鸣率先捐了款，为此，茅国生在上海开设了一个专用帐户并担任司库，不多时，知道消息的上海知青纷纷相助，出现了一个个生动的感人至深的故事。

      2007年6月，杨海涵带着初步成功的喜悦从阿克苏回到上海，他要把这个喜悦与朋友们分享，他深知营造知青纪念林事关十万上海知青的光荣和梦想，此事非一个人单打独行之可为，他是始作俑者，但需要一个团队来共同努力。

    不久，在新疆兵团驻上海办事处，一个小范围的吹风会召开了。参加者只有五位：除了杨海涵外还有杨永青（原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茅国生（原兵团驻沪办副主任）、丁言鸣（原兵团党委机关报《新疆军垦报》副总编缉）、谢敏干（原农一师皮革厂政工干事、知青史料研究者），六月的上海己是初夏，小房间中热气蒸腾，老杨以自己的赤诚感动着每一个与会者，当即决定以与会的五人为发起者，提出倡议正式实施上海知青纪念林项目。

     议论是热烈的，然而许多事情随之而来，这是一项无名无利的志愿者的工作，它需要奉献和热忱，这种奉献也许不光是耗费时日会有个人经济上的付出。

     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这样几件事：

     ----上海知青纪念林虽建在阿拉尔，但她决不是农一师上海知青的纪念林，而是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万上海知青的纪念林，因此要尽快组成全兵团的上海知青代表组成的筹建组，并建议由陈生初（原兵团办公厅副主任、兵团副秘书长）任组长、杨海涵为执行组长、杨永青为副组长、茅国生、丁言鸣负责日常工诈、谢敏干为联络员。

   ----为了全面介绍营造上海知青纪念林的意义，吸引更多的在兵团这块热土上流血流汗的上海知青共同参与、关注这个项目，由丁言鸣负责起草倡议书，并争取更多的上海知青知名人士共同签署。

    ----确立上海知青纪念林的总体思路为“总体规划、分步实施”，近期以一片林、几块石为主，争取在2008年春天完成环路林带的种植。

    ----为了解决筹建过程中的资金困难，筹备组在阿拉尔市政府设立专门帐户，接受社会及上海知青个人的资助，资金的使用接受阿拉尔市有关部门的监管。

    就这样，上海知青纪念林在2007年的夏天开始实施了。杨海涵是位血性汉子，做事历来崇尚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这几件事一决定他又义无返顾地要赶回阿克苏，落实种树的具体事宜。尽管这是好事，但也决非象拍脑袋一样简单。有人曾给老杨吹过凉风，泼过冷水，提醒他这是湿手抓干面粉的事，但老杨一笑了之，他说：我豁出去了，我退休后能做成这样一件大事，我值了！

     诚哉！老杨。建设上海知青纪念林，若有更多一些象杨海涵这样的热血汉子，何愁不成啊。

     新疆的上海知青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在新疆石河子145团矗立了一块纪念碑，缅怀敬爱的周总理在此地亲切接见上海知青的历史。上海知青杨永青是当事者，当时她就幸福地站在周总理身边。后来杨永青担任了145团的领导，在改革开放以后，她力主要建造一座周总理的纪念碑，由团场出资，这件事也就干起来了。现在，这里成了一个红色旅游景点，承载着上海知青们一段难忘的记忆。

    然而，时至二十一世纪，营造纪念碑此类的事己不再随心所欲，更何况是上海知青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

   上海知青，知青运动史料搜集者谢敏干曾写过一个报告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列举了各地建设知青村，知青林的情况，建议在兵团党委的组织下，营造一些纪念设施，尽管措辞恳切、理由充分，但建议发出后石沉大海，由于种仲不可言喻的理由，兵团党委并未把此列入议事日程。

    上海知青们并没有失去希望，终于此事有了一个突破。

    杨海涵，一位性格刚强的上海知青，当他从农一师副师长的职务上退下来后，他总感到自己肩负的担子并末卸下。过去他当团长时曾把自已的执政理念归纳为奉行“老母鸡主义”，意即一个领导应该象老毋鸡一样，用自己的羽翼疵护老百姓。如今，他虽解甲身退，但心中的理念并末改变，他感到作为上海知青中的一位长者，应该挺身而出，为上海知青留下一块丰碑，为上海知青在历史的簿册上留下客观的一笔。

    他与好友丁言鸣等商议，感到应该为上海知青建一个知青纪念林。因为绿色是永恒的生命，象征着蓬勃的青春活力和希望。绿色将穿越历史，传诸后代，改造环境、造福人类。为此杨海涵放弃了在上海优闲的退休生活，重返塔里木，并在2007年4月23日向阿拉尔市人民政府发出了一份《关于建设上海知识青年纪念林的报告》。报告中称：“现在留在塔里木的上海知青所剩无几，但上海青年做出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为了让那段青春岁月长存，并激励一代又一代建设塔里木的后来者，我计划在阿拉尔市建设一个上海知识青年纪念林……请市领导给予支持帮助”。

    世上之事，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会有成功的希望。尽管杨海涵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人在塔里木，茶依然末凉，他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得到了新成立的阿拉尔市人民政府的一纸批文，同意无偿拔出塔里木河畔的36亩河滩地，用以建造上海知青纪念林，但所有的经费要上海知青们自行解决。红头文件，言之凿凿，上海知青营造纪念林之举有希望了。尽管前路漫漫，困难无法预料，但杨海涵坚信只要迈出第一步，就一定会成功。

    阿拉尔人民政府的文件是［2007］13号，时间是2007年6月10日，这标志着上海知青纪念林，这个由上海知青自行设计和建设的项目正式启动了。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始，大批的上海知青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络绎回到了故乡上海。有顶替回沪工作的、有调到大丰农场曲线回沪的、有病退甚至不辞而别到上海的、也有通过正规手续退休告老回乡的……到二十一世纪初，回沪的上海支疆知识青年己有六万人众，连同他们的子女、孙辈，这一群体的总人数应不下于十万人。

    知青的大潮似乎消退了，但余波仍拍打着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心的堤岸。波澜壮阔的知青生活也许己不复存在，然而可歌可泣的知青历史却永远存在。正如胡耀帮总书记在与上海知青座谈时所言：“你们支援边疆建设的行动与黑龙江、云南的知青一样，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是要留下一笔的”。耀帮同志不愧是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青年运动的领袖，他对于上海知青的评价不仅在当时令所有的上海知青为之振奋，至今想来仍令人热血沸腾。

    然而，怎样才能算是“留下一笔”呢？

    有人开始写小说、出传记、出纪念专集……在言路稍为开放的今天，上海知青用真诚的语言和详尽的事实来再现这段历史。知青作家王祖炯、谢敏干的纪实小说《胡杨无语》和《苦恋》出版了。这是他们自掏腰包而要顽强表达的心声。谢敏干还出版了上海知青四十年大事记和上海知青名人录，尽管文字上较为粗糙，在材料的取舍上也不无纰瑕，但十分可嘉的是保存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史料。

     令人遗憾的是政府和兵团方面对此事无动于衷，仿佛十万上海知青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又可以被一风吹走的。甚至有人称：这痛苦而悲壮的一页己经翻过去了，往事如烟，己经烟消云散。

    然而在其它地区的知青并非如此，他们用各种方式在历史“留下一笔”，各种形式的知青林、知青墙、知青村、知青纪念馆、知青博物馆……应运而生，有不少还是由政府出面、出资修建的，其宗旨是要留住这段苦难而值得怀念的历史，以致于让后人知道：在共和国遭受劫难之时，作为社会的先锋，广大的知识青年是如何共赴国难、奉献青春、建功立业的，这在物质渐渐充裕、举国步入小康的今天似乎有着更多的超乎物质层面的意义。

    那末我们上海的支疆知青该怎样做呢？

    他们在思索，他们在行动。

     我们己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富有革命激情的会场了。走进会场，正面是一条长达20米的大红横幅，上书“上海知青进疆四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会标对面是一幅长28米的大红标语，上书敬爱的耀邦同志1985年视察新疆阿克苏与上海知青座谈时写下的题词：“历史贡献与托木尔峰同存   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一看到这样热情洋溢的赞词，不由令人热血飞涌。会场上没有主席台，只设嘉宾席。对每一个退休了的上海知青而言，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他们共同拥有的是一份珍藏的永不泯灭的情感。在会场两则到处是豪言壮语。一位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上海知青写下了这样一幅对联献给了这个大会：“青春无悔   大西北情结永驻      岁月有情  拓荒者丰碑长存”，这也许正是与会的上海知青们的共同心声。在会场四周，反映知青生活的摄影、绘画、书法作品琳琅满目，使人一走进会场就可以感受到一种浓重的氛围，仿佛又让上海知青们穿越千山万水，跨越时间隧道，回到了塔里木、准噶尔、孔雀河……回到了那苦不堪言然而又魂牵梦萦的屯垦岁月。这个会场从布置到制作都由一位上海知青企业家投资完成的。那位上海知青叫许发扬，曾在塔克拉玛干深处的农一师十四团修过拖拉机，康拜因，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激活了他内心深藏的创造的细胞，他走出大漠、走出国门、又毅然回归，在上海创业25年，现在是上海铸造业中的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他对新疆的感情源于那块土地赋予了他坚忍不拔的力量，在他身上正是完美地体现出上海知青的聪慧、灵动和刻苦的群体素质。

    下午二时许，大会开始了。在这次大会宣读了兵团现任司令员华士飞在一封上海知青来信上所作的长篇批示（可参阅新华网  兵团频道），华士飞本身也是十万上海知青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过去他从未在上海知青问题上有过明确的表示。而这一次，作为现任的兵团司令员，他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肯定了上海支边知识青年的历史贡献，并且传过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兵团时对上海知青支边壮举的高度评价。听到这样的话语，与会者不禁思绪纷飞，想起了几代党中央领导人对上海知青的爱护和关怀。从周总理、朱老总、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到耀邦同志，他们对上海知青的关切和肯定正是十万上海知青奋斗在新疆的动力。正如大会的组织者代表欧阳琏、王良德在发言中所言：“回顾历史，我们今天可以自豪地讲：我们都是一代有作为的知识青年无愧于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是共产党培养的成功的一代”。是啊，整整一代人为了给祖国分担困难，决然地从大城市走向戈壁滩，从大上海来到塔里木，不计物质上的得失，追求人生价值的完善，四十五年过去了，至今无怨无悔，这是多么可爱可敬而难能可贵的一代精英！

    发言仅用了半个小时，接下来是两个小时自编自演的节目。这些节目有着浓郁的知青情结和明快的新疆风格。他们穿着自己缝制的维吾尔族服装，弹起了热瓦甫，打起了达甫鼓、跳起了麦西来甫，这些演员有许多己过了耳顺之年，但他们永远不会衰老，他们是不老的青年。平时他们经常在公园里唱新疆歌，跳维族舞，借此寄托情愫，锻炼身体。而今天在这样的舞台上他们要唱的是上海知青的正气歌，要跳的是上海知青与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舞，这样的演出虽说是形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特别要感谢的是演出活动的总组织者也是一位上海知青企业家。他叫华文明，也曾在十四团工作过，这次演出他不仅自己上台，一曲蒙古长调唱得委婉动听，而且承担了与演出有关的许多费用，他说：能为上海知青做点事，他既感到值得，更感到高兴。

    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一次迟来的盛会园满地结束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尽管市政府同意举行这次集会，但有关方面还总是心存疑惑，不知道这些年过花甲的老知青们要有点什么诉求，当然更不希望发生出格的事。因此，正当二千多位老知青在激情怀旧时，有关方面的部分负责人通过监控密切地注视着大会的进程。直至大会结束他们才由衷地赞叹：想不到一个民间召集的大会组织得这样严密，会场秩序如此文明，这一点恐怕许多由政府组织的大会也难以企及。这是对这次盛会的真实的评价。何以至此？只有一个解释：因为这是上海支边知青，吃过苦，创过业在戈壁滩上摸爬滚打，在边疆镕炉中淬火过的一代精英！

    这是一次迟到的盛会。

    2008年12月17日，就在举世瞩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举国上下正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前夕，由部分上海支边知识青年自行组织的纪念上海知青进疆四十五周年大会在地处上海僻远的杨浦区体育馆隆重举行。

    其实，像这样的纪念活动早就应该举行，也早就酝酿举行，但在宪法规定的权利得不到完全尊重的情况下，这一类集会往往被无端禁止。早在几年前，地处塔里木河南岸的农一师十二团的上海知青要在上海共舞台剧场举行一次纯纪念和怀旧性质的聚会，会场租赁手续己全部办妥，门票亦己下发，但被公安部门以莫须有的理由禁止了。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多次。有关方面把当年无私奉献青春，慷慨支边建设，为上海的发展和安定作出了人生牺牲的上海知青视作“祸水”，视作“洪水猛兽”，以致于他们成了政府眼里的“不安定因素”，成为被打入另册的社会弱势群体。而这个群体从当年意气风发的十万人众，至今返回上海的己有六万多人，他们头上仍冠以一个特殊的称谓：“上海支边知识青年”。

    这一次情况似有不同。一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二是纪念毛主席发表上山下乡指示四十周年，三是纪念上海知青进疆四十五周年。部分上海知青正式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申请：要举行纪念集会。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有关方面再也没有理由断然禁止，而是提出了“人数少一点，会场远一点、影响小一点……”的要求，于是这个有全兵团的2500余位上海知青自发、自愿、自掏十元门票参加的知青大聚会终于在由市政府指定的离中心市区大约有15公里的杨浦区体育馆内如期举行。

    十二月的上海，初冬的太阳散发着暖暖的气息，大街上的梧桐树虽己落叶，但体育馆周围的冬青依然碧绿，洋溢着冬日里的生机。下午一时，来自大上海各个角落的上海知识青年己经端坐在会场，把整个体育馆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之中最远的来自奉贤、南汇、甚至长江口的崇明，更远的在加拿大、美国、澳洲的上海支边知青发来了电邮，寄来了思念，他们难忘当年的这段历史，难忘当年一些含辛茹苦，在一个地窝子里啃玉米窝头的青春战友。在会场上，当年的知青都己两鬓染霜、风华不再，但英气依然，豪情不减，他们在动人的新疆音乐声中互致问候、共诉衷肠，言谈中坦然乐观，脸庞上充盈笑意。（未完待续）

        上海知青回到上海以后，社交圈基本上以过去的连队的伙伴为主。连队，这是新疆农场最基本的细胞。上海知青吃于斯、住于斯、在那里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演绎了一幕幕令人难忘的生活悲喜剧。说连队是个大家庭、绝非戏话、套话、而是一种真真切切的情愫，连队中的伙伴虽非一母所生的同胞手足，却胜似血肉相连的兄弟姐妹，尽管在相处的日子里有口角、有矛盾、甚至有争斗，但一旦回忆起在连队相处的日子，总是这样地留恋，总有一股倾诉不完的激情。因此，在上海知青回到上海以后，举行得最多的就是连队大家庭的聚会。

   我回到上海以后，曾参加过N次连队的聚会，因为我曾担任过连队的文化教员、宣传干事，所以又常常被推举为召集人，参与组织连队的聚会。连队的聚会通常有几位热心公益的活跃分子组成，然后仔细分工，有主持人，有负责通联人，有报到召集人，有文娱节目组织人，当然还少不了负责照相和摄像的，因为对于许多上海知青而言，每一次聚会都会是一次珍贵的记忆。至于聚会的经费，自然以AA制为妥，而且费用不宜太高，因为对于部分上海知青来说，一次八十元的聚餐费也许也是一笔不可小视的支出。

    我在农场时曾转辗过好几个单位。开始时在十九连，那里有许多同日支边进疆的好友，后来我又到七连任教员，在那里结识了我的夫人，所以有人称我是七连的女婿。后来又调到八连当文教，尽管为时不久，但互那里孕育了我的长女：最后又到了宣传队，进了团机关，慢慢地脱离了连队生活。连队培养了我奋发上进的志气，连队造就了我风雨同舟的婚姻，连队赋予了我坦真正直的秉性，因此，凡有连队的聚会，只要有人相邀，我必参与，而且愿意尽绵薄之力，

     今年六月七日，我就参与组织了一次七连二百多位上海知青的聚会。那天，我们精心选择的一个饭店里熙熙攘攘，十分热闹，有从平湖赶来的、有从南通赶来的，还有从无锡赶来的……人们相见相拥而泣、而笑、而歌、而跳，从上午九时半开始，一直到十时五十分，整场都洋溢一种十分亲热、友好的气氛之中。人们谈往论今，谈子女，谈家庭，然而讲得最多的话题是健康，互道珍重，关注养生，期待明天。

    我作为主持人讲了开场白，我说离开去年聚会仅一年左右，我们许多兄弟姐妹就企盼着这次相聚了，有人说相聚一次少一次，可我却不悲观，我说相聚一次多一次，每一次欢乐的聚会都会在我们脑海中增添许多有价值的记忆。我借用了温家宝总理在四川地震灾区说过的话：愿我们连队的弟姐妹都好好活着，留得青山在，年年可相聚。接下来是担任过七连连长的郑连贞和黄道丰讲话。过去在连队时，连长是最高行政长官，要指挥数百号人，经营数万亩耕地，有时还挺威严，如今退休了，下岗了，万里来归，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平时少有机会朝夕相处，这样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平添了许多亲切感。两位连队一席问侯，引发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三个小时，有举杯祝福的，有引吭高歌的，有激情朗诵的，有率性酣舞的，最后在《边疆处处赛江南》的乐曲中，许多人跳起了节奏明快的维吾尔族的舞蹈，此情此景，不竟令许多连队的兄弟姐妹沉醉，几乎都忘却了自己己是过了花甲之年的“爷爷”、“奶奶”级的老知青，就连饭店的年轻经理也赞不绝口，他们几乎难以理解，为什么那些在年轻时受到许多磨难的上海知青，在步入老年以后对过去那段岁月还有如此令人羡慕的激情。

    我除了担任主持外，还负责给大家照相，这一天竟忙得我汗流夹背，我粗略算了一下，那天大约拍摄了近两百张照片呢！